或者说，在中国，只有与专制统治密切相关的刑事法庭受到高度重视，但与此相反，民事法庭则很不发达。

公民在作出选择时，必须是自由自愿的，不得受到国家、政府和任何组织的干扰。公民以这种方式参与国家管理，不仅可以分享权力，还可以扼制腐败，避免政府专制专权。

这就是社团和公司、企业最大的不同。（3）结社自由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发展。集体的自由必须以个人的自由为基础，否则，社团就会形同虚设，不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内容提要: 结社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公民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的重要途径。宪法赋予公民自由结社的权利，公民自愿组织在一起，成立不同种类、不同层次的社团，通过这些社团表达自己的意愿、管理国家事务，从而可以和政府共享一定的政务政事。

结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一项政治自由权，因此，它具有和其他政治自由一致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即公民在自由自愿的情况下，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组建社团和进行社团活动。这种情况下，由于正式制度受到强势集团的干扰，又缺少下层意愿的推动，其生产出来的正式规则要么存在缺陷，例如失调型法治中的那种情形。

例如郁光华就提出，这不足以否认正式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因为当中国开始实施私营公司和企业的法律后，以前乡镇企业成功的例子已被私营有限公司或者私营上市公司的成功例子所取代。因此在韦伯那里，法治更多的是被需要的结果，而不是特定文化的产物。要么可能产生逆淘汰效应，将有益的规则排除出去，而将不益的规则转变为正式规则，形成排除型或是独断型法治。……没有这些非正式制度的支撑和配合，国家正式的制度也就缺乏坚实的基础。

上述巴罗和艾伦等人相互抵牾的研究则以过去三十多年的经验为基础，因此是中程证据。例如有论者提出：如果只注重法治促进经济发展的价值，以促进经济效率和‘以财富最大化的方式配置和使用社会资源作为法治的终极价值标准，势必滑向‘经济至上、‘泛经济化，也必然使法治的价值内涵发生令人难以容忍的倾斜，使得法治的进程走向‘异化。

中国官方近年来对调解的片面强调就是这种现象的一个显著例子。1997年中共十五大召开后，中国官方和学界进行了话语更新，法制被法治所取代。在长期视野下，法律与发展命题显得更为正确，而中国难题则更为脆弱。就中国而言，这一理论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因为不论在传统中国还是当代中国，法治都找不到超越性观念作为支撑

[11]夫马进教授还指出：以巴县而言，从同治期上溯一百年，即乾隆嘉庆时期，这里的诉讼和审判与百年之后的情况大相径庭。[31]同注[1],夫马进文，第21页。夫马进教授撰写的第一章中国诉讼社会史概论，经笔者翻译、夫马进教授本人亲自审校，收入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研究所编的《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六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同时自身也需要防患于未然，避免因诉讼造成冤情，引发或扩大民众对自己的怨气。

其次，在社会转型期礼崩乐坏、利益冲突加剧、纠纷和诉讼激增的情况下，司法和诉讼本身不仅很难解决社会转型的根本问题，甚至可能成为危机的先兆或牺牲品。舍弃了道德内容和价值判断的司法制度和程序不可能自然导向善。

毫无疑问，诉讼多发的情形，不排除有其他客观原因和偶然因素，其中一些相互关联的变量的变化或相互作用可能导致全局的变化。【注释】[1]在中国法学界，法律史和比较法领域早期的此类研究结论仍然被大量引用，并被作为论证的起点。

而信访尽管在实现个别正义、实质公正、监督甚至反腐方面具有一定意义，但因成本过高而属于负价值。[8]毋庸置疑，由于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在古代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和广袤的地域范围内，诉讼现象具有不平衡的特点，诉讼社会本身有明显的地域差别。诉讼的多发，通常与社会自治的能力和效果成反比，这一点具有普适性。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就像是一种会令人上瘾的药物。此外，女性在诉讼中也相当活跃，这与禁止女性涉讼的规制完全相悖。另一方面，在这种理念和制度背景下形成的以无限上告和追求实质公正为特点的京控文化则深入人心，成为当代信访的历史渊源。

这些体制和制度，都在不断强化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以及民众对国家的依赖。一、无讼或滥讼：基本史实的厘清法律史研究者对中国古代社会所呈现的诉讼社会一面的揭示，无疑是对以往的无讼、厌讼说法的颠覆。

致力于息讼的清官们无不重视与乡绅共同体的合作，而官府能否有效地依靠乡治来分担诉讼压力，则与各地自治组织的权威和能力直接相关。在某一历史时期，可能同时存在好讼和厌讼的现象（共时性下的地方差异）。

[11]也就是说，选择不同时期的《巴县档案》样本，尽管在诉讼多发这一点上并无明显区别，但就审判方式和作用等方面而言，则会得出不同的统计结果和结论。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诉讼经验不会提高当事人对诉讼和司法的认同和信赖。

[35]尽管官府常常要求民间词讼当事人求助所在乡村、家族或共同体组织（如团练、行会等）进行调解处理，但正如夫马进教授指出的：与无讼的理念似乎颇具亲和性的乡村长老的调解，实际上并不可依赖。另一方面，无视社会现实，一味以厌讼、和为贵的传统文化作为制度和实践的基点，同样难以应对转型社会纠纷解决的压力。其相关条例则要求：州县词讼，凡遇隆冬岁暮，俱随时审理，不得照农忙之例停讼展限，该管巡道严加查核，违者照例揭参。由于（现代社会）当不满（纠纷）出现时，法律是唯一可以获得救济的方式，人们就会毫不迟疑地使用这种方式。

徐忠明、杜金：《清代诉讼风气的实证分析与文化解释——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清华法学》2007年第1期，第89-125页。不能把诉讼视为是一种美妙的斗技，不论洋之东西，都会认为与其采用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的纠纷解决办法，不如采用某种简易程序。

尤陈俊：《厌讼幻像下的健讼实相重思明清时代的诉讼与社会》，《中外法学》2012年第4期，第815-834页。而我国当前在高调推崇诉讼和维权的同时，法律对滥讼和恶意诉讼的限制却近乎阙如，法院对此的无奈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国家并未将审判权完全让渡给这些团体。[12]朝廷和官府的劝诫与民间流传的诫讼歌等，多数都是通过告知民众诉讼的成本、风险等弊端来劝其息讼。

于是，诉讼多发与社会自治的弱化无效，形成了明确的相关关系：继承等私事之所以动辄提上官府，显示出家族和宗族共同体无力解决其内部纠纷。[25]例如，徐忠明教授根据对史料和民间谚语等的考证认为：所谓无讼。滥讼与讼难交织的恶性循环,既破坏了司法的公信力,也必然导致社会治理的混乱和道德失范。诉讼档案最大的价值，在于其相对真实客观，并与具体的时间、地域、当事人等要素形成密切的关联，从而保留了更多的信息。

渎讼则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既不尊重事实，也不尊重法律、情理和官府权威，而是将诉讼视为一场赌博，通过抬尸闹丧、寻死觅活、聚众威胁等手段，试图搅乱事实和是非，竭尽亵渎司法之能事。然而，另一方面，不可否定，中国古代社会也确实存在相对无讼的现象以及厌讼心理。

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作为一位地方官吏，孔子承诺他会像任何一位法官那样按照法律规则和程序进行审理并做出裁判（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同时，他还深刻地看到了纠纷与诉讼中的恶，对诉讼的终极价值提出了批判。

[2]除诉讼档案外，地方志、官方典籍、宗族族谱、碑帖和文学作品中都有大量的此类记载，并形成相互印证。诉讼本身并不能提高司法权威和公信力，制度和程序设计也无法消除其固有的风险与代价。